所谓德政，就是儒家所主张的为政以德.这句话，一般说来有两层意思：一是说统治者要用自己的高尚德行率领人民、引导人民。

由此，行政法治的要求简而言之就是：第一，行政职权以法律规定为限度。选拔任用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参照本条例执行。

但是，在实践中，公民的起诉资格仍然受权利性质的限制，在法律上没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根本没有资格起诉。在中国，政府清晰地意识到合理行政的一般要求，行政机关也在探索制定裁量基准作为执法指南，法院在审判中也开始使用显失公正、比例原则、正当程序、信赖保护等法律原则来审查行政行为。鉴于政府职能应当由法律来确定，无法律即无行政。第二，它应当有权威，不受外来干扰而独立判断，它的决定得到尊重和服从。[43]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47-48页。

[67] 一种批评性的意见，见王发强《不宜要求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法商研究》2000年地6期（法律是司法判决的唯一准绳）。如果立法者真诚致力于法治，在立法时就应当合理限定裁量的空间，不能给执法者留下恣意驰骋的天地。[76]1791年宪法在其第3章（公共机关）总论部分的第2条规定，国家的所有权力只能通过授权来行使。

正是在此历史条件下，戴高乐东山再起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并决定先进行国内政治改革，而后再谋求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彻底解决，[35]而重新制定宪法就成了戴高乐政治体制改革中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按照宪法第15条的规定，元老院的成员为80名，最初设为60名（以后每年增加２名，最终增至80名），其成员必须年满40岁，终身任职，期间不可被撤职，而且和其他所有的公共职务是不相容的。然而实践中，1852年宪法所规定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地发挥，根本没有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法律审查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而元首是法律的倡议者，如果实施合宪性审查这实际上是对自己本来意愿的违悖。[85]他所提出的极为有原创意义的方案是建立一个由108人组成的宪法裁判机构（jury constitutionnaire），最初由公民大会提名，然后每年更换1/3，由其自己决定从立法机关之外遴选。

不论是民主合法性的确立与巩固，还是分权制度的完善与优化，以及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立和演进，都彰显着法兰西民族独特的个性和卓尔不群的追求。[19] 这部宪法文件的主要起草者是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他作为自由主义分子曾对拿破仑写过措辞激烈的文章，但后来拿破仑却多次邀请他到塞纳河畔的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协助起草新的宪法。

参看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230页。第3款规定，下列各项也由法律来加以规定：国会两院及地方议会的选举制度。有学者认为，1815年的宪法文件是贡斯当的观点和拿破仑的要求相互妥协的产物，而且从来没有付诸实施，但它始终是一个以财产权为基础、具有较广泛公民权的立宪君主制的立法设计样板。大革命时期的刑法典还规定，对于法官干涉立法权的行使，停止或中止法律的执行，以及干预行政权的行使，抵制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以失职罪论，并规定处以剥夺公权的处罚。

有学者就评价说，宪法委员会与其说是审查议会制定立法的机构，倒不如说本质上不过是行使宪法修改程序机能的机构。关于分权原则，1791年宪法将两种权力，即立法权和行政权，授予不同的机构并相互区别，行政权由国王行使，立法权属于一院制的国民大会。不信任案仅就赞成票核计，并须获全体议员绝对多数始能通过。任何法律在交付它审查之前不得公布。

[35] Jacque Chapsal: La vie politique sous la Ve République (Tome 1 1958-1974), PUF, 1981, p.40. [36] 戴高乐在158年6月27日的电视广播演说中提出，法国所面临的三件事：阿尔及利亚问题、财政和经济平衡以及国家体制的改革。尽管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他们并不具备超越宪法的权力，而是应被宪法所控制，且凡是试图超越宪法控制的立法都应被判决无效。

一方面，大革命所带来的剧烈冲击和革命性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它在各个方面都开创了法国社会革命性改变的新纪元。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立法权力侵犯了宪法规则，那么它就不能把加入这一侵犯的责任强加于司法权力。此项不信任案须经国民议会至少1/10的议员连署才可以提出。参看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参看，[英]洛克：《政府论》，下篇，89—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法国旧王朝统治时期（Lancien Régime），司法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各高等法院（Parlements）拥有两项重要权力：法规登记备案权和根据有效法规作出裁判的权力。如政府与有关议院议长发生分歧，宪法委员会得应循任何一方的请求，在8日内做出裁定。

参看，[法]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希望回忆录》翻译组译，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5]这样，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被确立起来，不仅仅司法机关不得对其进行审查，而且还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机关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法国后来的宪法发展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转引自胡锦光：《论法国宪法监督体制》，246—247页。这两个程序性的设计都是为了防止议会的立法活动可能僭越到已经排他性地分配给行政立法的领域，这是制宪者精巧的设计，也是为了防范议会滥用权力而做出的别出心裁的安排。

本宪法施行后所制定的法案，则须经宪法委员会确认其具有前述行政条例的性质，才可以通过政府命令的形式加以修改。共和议会议长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需要得到本院议员的绝大多数的授权。

[99] Jeanette Bougrab, ? Le contr?le de constitutionnalité des lois de la Constitution de 1946 ?, dans la Revue fran?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PUF, 1999-38, p312. [100] [日]中村义孝编：《法国的法治国家论与宪法法院——路易?法布奥罗与多米尼克?卢梭的理论》，莫纪宏译，载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34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100]有的学者则认为，宪法委员会与其说是违宪立法审查机关，不如说是议会两院的调解机关和宪法修改的准备机关。1946年宪法的实施并未将法国带入到一个稳定有序的状态之中，各种政治力量不断进行分化组合，频频洗牌，第四共和的政治过程可谓是险象环生。在第四共和期间，党派纷争不息，政府危机频仍，内阁更迭频繁，在这样的环境中，本身作为一个与其它政治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但其政治地位却无足轻重的政治机构，宪法委员会无法存在太多的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空间。

[11] 1793年《人权宣言》与1789年《人权宣言》的名字完全一致，都是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李晓兵，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84] 最高法院（le Coure de cassation）在1851年有两个可能算是有点越轨的判决。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对不可代表的。

在此期间，奥里乌(Maurice Hauriou)和狄骥（Leon Duguit）等法学家曾经积极地呼吁过要建立美国模式的合宪审查制度，奥里乌从宪法的观点出发，还是对议会通过的一些法律进行了质疑，但是政治家们并不认同，甚至对这样的模式非常担心，因此，这样的理论并没有成为主流的观点，从实践来看，议会两院制的设计的运作还算是比较成功，基本上达到了防范专制主义的目的。另外，从制宪者的最初的设计来看，即便是出于对议会权力的控制，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合宪性审查问题，但是从1958年宪法文本的规定来看，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主要还是程序性的和形式上的审查。

因此，议会6月3日的授权决定既可以看作是对1946年宪法的延伸，也可以看作是对1946年宪法所规定的修改程序的一种调整。企业国有化及公民营事业产权的转移。而孟德斯鸠则认为自由和权力分立相联系，在这样的政体里，权力制衡权力，就不必再害怕专制主义。参看，周荣耀：《戴高乐评传》，175-17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百日王朝结束后，立法院曾于6月29日制定了帝国宪法草案（la constitutions dimpériale），但在波旁王朝再度复辟之后，1814年宪章重新获得效力本宪法施行后所制定的法案，则须经宪法委员会确认其具有前述行政条例的性质，才可以通过政府命令的形式加以修改。

在其名著《法律，公意的表达》（La loi, expression de la volonté générale）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法律和公意联系起来，使得法律的至上性与主权的至上性的联系直接建立起来，他宣称，第三共和不存在任何超越法律的宪法，且解释应是立法者行为，这再自然不过了……换言之，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乃是议会在制订法律时的任务。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法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合宪性审查机构是宪法委员会（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虽然并非专门的法院，但是其在法国宪政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和宪法法院非常接近。1852年1月14日，波拿巴公布新的宪法，即1852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1852, Second Empire - 14 janvier 1852）。